按这种方式运作以后，它开始开发一些领域，比如架桥修路、和地方政府签订授信协议，一个省可以几百亿元，让地方政府把所有项目打捆，批量化，控制风险。

在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压力影响下，海外人民币规模出现下降，2016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额同比下降约35.8%;同期人民币跨境贸易总额下降约27.7%。应将CIPS所覆盖的范围从单一的贸易项下跨境支付向金融市场业务延伸。

通过贸易渠道向外输送人民币并在离岸市场创新人民币产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开局。在构建开放型市场经济背景下，从机制改革视角，通过理顺汇率形成机制与削减外汇管理限制，以更规范和适宜的市场条件支持企业对外贸易，为非居民接受人民币结算提供真实的货物交易规模保障;从市场建设视角，通过建立离岸市场便利人民币的境外收付及投融资扩展，为境内外市场提供资源交互的窗口与渠道。目前人民币金融产品在海外可获得的基础设施支持与日趋扩大的全球投资需求无法匹配，中国境内现行的托管清算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规则仍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要求资本项目提高可兑换程度，那么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亟需进一步扩大汇率弹性。8·11汇率市场化改革后，在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预期下，人民币的跨境收支使用有所放缓。

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下这一历史进展? 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首先经历的是基础夯实阶段，这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9年，主要表现是基于配合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考虑，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区域经贸合作为主线增强跨境商品与资本双向流动，支持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市场开放。当然，就像您刚才所说，这次汇改有着深刻的背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汇改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需。但还要看到, 合并重组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规模过大, 在地方经济中存在金融寡头、垄断风险, 因此引发严格的反垄断审查。

(7) 表2 2017年日本银行业中间决算情况 由于人口减少, 地方经济衰退, 银行间争夺优良企业融资的竞争日趋激烈, 规模较小的地方性银行争相降低贷款利率吸引客户, 在日本银行推出负利率政策后, 存贷差进一步缩小, 地方性银行将注意力转向收益率较高的个人融资。(4) 可以看出,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对于被淘汰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金融监管部门将实施行政举措, 引导其退出金融市场。目前, 日本经济虽然进入缓慢回升通道, 但仍然存在设备投资不足、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 尚未实现内需推动的自律性增长。通过合并重组, 虽然扩张了银行规模, 但能否真正减少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需要进一步观察。

2017年10月, 日本银行在报告中首次指出地方性银行存在人员、网店过剩问题, 银行间竞争激烈。关键词：超宽松货币政策; 金融体系风险; 逆转利率; 地方银行; 作者：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3期 2018年4月8日, 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任期届满。

27 「メガ銀、収益改善道半ば」、『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0月31日。但由于利息降低, 只有城市银行利差收益增加3.8%, 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分别减少0.8%和2.6%, 112家银行中利差收益减少的银行高达81家。对金融中介功能而言, 值得关注的是逆转利率 (Reversal Interest Rate) 问题, 即利率过低, 商业银行自有资金将由于存贷利差缩小而受到制约, 从而阻碍金融中介功能发挥, 反而可能由于宽松政策导致效果异常逆转。(3)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经济不处于通缩状态, 并不意味着日本彻底摆脱了通缩困境。

目前日本金融机构资本充足, 信贷成本大幅降低, 金融中介功能未受阻碍, 但低利率环境对金融机构经营影响呈累加性, 因此日本银行应继续关注这一风险因素。(二) 货币政策效果 首先, 在日本银行强有力的宽松政策下, 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 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丰沛。地方金融改革应进一步加强与地方企业、地方经济联系, 以差别化服务强化与客户之间牢固的信任关系, 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 提升信贷能力, 以此提升银行附加价值。2018年在世界经济复苏背景下, 日本经济大幅减速的不确定性因素降低, 但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隐含着政治考量。

但与此同时, 由于经费成本攀升, 2017财年中间决算报表显示, 城市银行营业毛利润年比降低13.7%, 但经费却增加1.8%, 其中人工费增加4.8% (2)。虽然目前金融机构收益减少, 但由于资本坚实, 抗风险能力较强。

泡沫经济崩溃后, 日本金融体系经过艰苦的资产负债表调整, 进入相对稳定阶段。2013年4月, 日本银行决定每年新增约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基础货币, 并增加购买50万亿日元长期国债。

file:///C:/Users/Owner/Downloads/201816194345.pdf. 14 [日]黒田東彦:『「量的·質的金融緩和」と経済理論』、2017年11月13日。欧洲央行虽维持低位利率水平, 但2017年也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2017年9月末, 日本大银行中时价总额最高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降至全球17位, 其10.3万亿日元规模仅为摩根大通集团的27.2%。对金融机构而言, 解决信息不对称能力是其重要的附加价值。日本国内金融危机平息后, 地方银行开始了小范围经营重组。一方面, 2%物价目标迟迟无法实现, 央行必须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 负利率下银行收益大幅下滑, 金融体系出现波动。

再次, 日本银行大规模量化质化宽松政策, 为日元贬值、股票上涨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为淡化或打消这一预期, 黑田总裁表示这只是一种学术分析, 日本金融中介功能未出现任何问题, 因此不意味着现行货币政策的改变, 日本银行将继续维持长短期利率操作政策。

今后, 日本当局将更加关注金融体系潜在脆弱性, 在日本大银行开始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 地方银行也力图在削减成本与区域密切型经营制约中寻求突破, 提升盈利水平和竞争力。2018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加之2018年内将决定是否于2019年10月再次增加消费税, 如果日本银行在增税前发表摆脱通缩宣言, 可能面临因增税导致物价再次低迷的风险, 日本银行多年来致力于消除通缩的努力将成为泡影, 日本经济也将可能重新回到通缩泥沼。

基础货币发行量达480万亿日元, 购买长期国债418.5万亿日元, 分别是2012年末的3.47倍和4.69倍。总体来看, 日本银行业盈利水平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政策因素, 即在持续超宽松政策环境下, 贷款利率水平长期低下, 以存贷利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商业银行, 收益空间被严重挤压;二是结构因素, 伴随人口减少和老龄化迅速深化, 银行存贷率下降;三是市场因素, 与城市银行相比, 地方银行国际业务能力弱化, 其90%业务均为国内业务, 而在经济长期低迷困境下, 地方经济回升缓慢;四是技术因素, 电子化等金融科技的发展, 提升了经营效率的同时, 导致银行人员、店铺过剩, 经费成本增加。

现在, 黑田总裁已实现连任, 在安倍政权力争实现的长期政权下, 作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超宽松货币政策仍是摆脱通缩、振兴经济的主要力量。(二)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尚需时日 国际金融危机后, 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量宽政策。2月, 安倍内阁提名黑田连任央行行长, 并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反映在时价总额方面, 日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存在感不断降低。

(4) 黑田总裁提出逆转利率对金融中介功能影响后, 引发市场对日本银行退出量宽政策的猜测。2008年金融危机后, 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 日本大银行结构改革基本停滞。

预计2018年3月期最终收益合计环比增加8.8%, 连续两年突破新高, 其中半导体、汽车等大型出口企业为主要牵引力量。(5) (二) 金融体系潜在风险表现 虽然日本当局判断金融体系保持稳定, 但也非常重视低利率环境对金融机构盈利造成的影响。

7 [日]『産経ニュース』、2017年11月15日。由于长期通货紧缩, 日本银行将政策重点置于提振物价。

物价方面, 核心CPI等物价指标转为正值, 但主要与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关。同时, 在人口减少背景下, 租用居住需求理应随之减少, 但截至2017年9月末, 5年间面向个人的租赁住房建设贷款却上升11%。2017年7月, 福冈金融集团与长崎十八银行发表声明, 由于公平交易委员会再次未完成审批, 原定于2017年10月的经营合作日程将无限延期。另一方面, 日本银行通过优化资产结构, 以质化调整方式提升政策效率。

1997年末, 东京三菱银行以8.4万亿日元居全球股票市场第四位, 规模为当时占据首位的美国银行的61.3%。(1) 在国民称之为无实感经济增长下, 目前日本银行未考虑宽松政策退出日程表, 但从现实操作来看, 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减缓。

虽然日本金融体系维持稳定, 但日本当局开始关注金融潜在脆弱性, 金融机构也相继推出结构性调整方案。(1) 2017年1月起, 去除生鲜食品的核心CPI转为年比0.1%的正增长, 伴随石油价格上涨, 核心CPI涨幅扩大, 11月增长0.9%。

与此同时, 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规模年比减少17.1%, 仅占比16.8%, 远低于2012年末的30%份额。由于通胀目标达成依然遥远, 为了提升通胀预期, 实现物价与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日本银行将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